“金锦萍：冲在公益事情最前沿的意见表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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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锦萍

金萍思维清晰，说话麻利。 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她一分钟平均说了200多句话。

流畅表现的背后，是学术上的严谨。 作为公益界一线学者中比较年轻的一员，金锦萍从博士时期开始涉足非营利组织法，其相关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空白。 在慈善法草案讨论期间，她主导推进的五大民间版之一北大清华版共247条，是文案最全面的版本，成为慈善法草案制定过程中的有力参考。 现在，她的研究重点转向社会法，被称为社会法行业的研究第一人。

金锦萍的精力主要用在象牙塔里的学者和公益组织的专家型志愿者两个方面。 作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去年前期，她每周上四门课，指导十几篇硕士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参加北大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的课题研究。 在校外，她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快速发展基金会的理事、许多非政府组织的顾问和志愿者。 双重身份，事务繁多，她本来就以暴雷、应对自如、工作效率高而闻名。

公益界一旦发生热点事情，她总是第一时间向媒体发声，划清法理界限，诱惑公众理性思考，业界称赞她负责，不推脱事情。 而且，她观点非常尖锐，所以记者如果问题不专业，就会在现场被她呛得很厉害。 在公益领域的沙龙和论坛上，她说话麻利，不说绕弯子，总是见血，走向问题的核心。

在公益圈里，大家都害怕她，爱她。

不吐不快

这几年，金锦萍数不清自己多少次处于争论的漩涡中。

从2008年公益元年开始，民间公益力量迅速发展，但慈善相关的负面信息和丑闻也不时爆发，公益界再次面临信任危机。

法学专家金锦萍发现，每当公益界出现负面信息时，争论不断，但往往抓不到最核心的问题，反而使事件更加杂乱。 起初，她安于书房的书生，但看了许多媒体的报道，她意识到许多常识性问题被忽视，反而弄虚作假、误导，越来越损害慈善事业。

金萍没有感到不适，她认为自己应该站出来，帮助公众明确基本法律。

她为了明星的枪支阻止章子怡陷入诈骗之门，她站出来说捐赠是个人意愿，中国对诺不捐赠法律，网民无权要求捐赠。 李亚鹏嫡然天使基金受到质疑，声援公益组织并不是有义务公开所有新闻文案。

她也为公益组织背黑锅。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饱受争议之际，当她被质疑是卧底的卢美美引起公众愤怒时，她主张中非希望工程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壹雅安地震的捐款去向可疑。 她站起来，用一年的数据质疑，只能证明她不专业。

在杨六斤、小悦悦、白雪可乐等热门公益中，她也是最先进的意见表达者。

公益项目零价格，初期在业界备受推崇，具有优越感； 每当发生自然灾害时，有钱人应该多捐款的呼声不断涌现； 比尔&米德； 盖茨和巴菲特来到中国，裸捐也曾一度成为舆论狂喜的非理性现象，成为主流媒体的热门话题，但金锦萍认为它们纠缠不休，误导了公众。

她不厌其烦地接受采访、参加论坛、写专栏，谈论法理问题。 她有时会怀疑自己的专业性。 问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媒体再次遇到来自abc的问题，她很无奈，有些东西讲了八百遍，怎么样？ 她哀叹说这是对人的忍耐的一大考验。

金萍考虑放弃回到书房，但发现公益领域每次培养专业媒体人都会有人跳槽或辞职。 她开始考虑是否能接受专业训练来纠正媒体的常识错误。 为此，她与北大信息与传播学院教授曾志一起开设了北大公益与传播高级媒体研修班。 包括邓飞在内的很多有名的公益媒体人，都在她班上上过课。

迄今为止，她从未拒绝过关于热点公益问题的采访。

桥梁，桥梁

金锦萍对自己的定位很明确。

另一方面，她用通俗易懂的文案向媒体和公众说明了庸俗的法理学。 另一方面，她进行了大量的调查项目，将草根公益组织的需求转化为政策性的话语，反映给政府官员，有助于公益组织解读政策，了解是制度性的问题，它们必须自己寻找原因。

金萍曾经参加过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与某部委合作的大课题。 她作为民间人士参加研究，给课题命名为be here，be heard。 她翻译说互相倾听，互相尊重。 她发现许多国家政策出台时，有些声音的制定者没有听到，但政策出台后，会影响许多家庭、组织的命运。 因此，金锦萍希望通过课题研究，搭建政府与社会之间信息表达的桥梁。

她将1999年通过的《民间非公司单位注册暂行管理条例》选为课题研究。 是的，从条例制定以来经过了10年，民间非组织达到了20万家以上。 金萍思考了如何才能传播这些民非组织对修改条例的意见，让立法部门听听，真正影响政策的制定。

这是个大胆的想法。 许多民间非组织出身的草根知道实际问题和困难在哪里，但在表达时容易抱怨问题，不利于问题的真正处理。

金锦萍设计了很多训练方案。 她委托了一家专门机构，专门培训民非组织用政策性语言与政府对话。 她本人与该条例相比，进行了6个案例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了4次全国性的研讨会。

过去，在同类会议的流程中，政府代表先发言，然后有人提前离开座位，很少听到民间的声音。 金萍调整了会议发言顺序，让民非代表先发言。

这样他们逃不掉了，结束后他们(政府官员)又说。 金锦萍笑着告诉了《中国慈善家》。

在金萍看来，这才是桥的负责人。

在公益组织关于新闻公开的讨论中，作为基金会理事，金锦萍向基金会进行说明。 公众之所以呼吁新闻透明度，是因为本来的透明度太低了。 在面对公众时，金锦萍表示:“透明度并不是不可窥见的，慈善机构也有基本的底线，也有事业秘密、个人隐私，需要保护相关的权利。”

金萍试图让双方改变主意。 a和b的观点对峙的时候，见不到a的时候附和a，见了b的时候附和b，对峙只会越来越加强。 见到a的时候，只能说明b的合理性，见到b的时候，只能说明a的合理性。

在法学行业，这就像调解人的善意。 其实法律并不冷漠，法律正是处理纠纷的，并不是说谁不好。

/ S2/]代言真理和常识

在发挥桥梁作用中，金锦萍坦言有两点是最难的。

第一个是语言转换的问题。 如何将专业语言转换为普遍接受和能够理解的语言； 二是专业性的坚守。 关于法律专业的原理、大致情况，如何表现其合理性？

对公众来说，许多专业规则、规范常常违背个人的朴素认识，容易产生抵触情绪。 据此，金锦萍必须时刻准备被喷。

为风向标的公益组织呐喊时，金锦萍被扣上了各种各样的疑问帽子。 特别是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低迷时期，金锦萍因担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和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被媒体人周筱称为卧底。

金锦萍的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团表示，一般来说，金锦萍对自己学术范围内的东西非常自信，不怕任何专业上的疑问。 但是，周筱发消息的时候，尽管她表面上认为周筱的疑问不专业，但还是公开回答了。 她的两个职位是作为专家志愿者参加的，没有好处。 实际上，她有一段时间很伤心。 的文案超出了专业范围，所以她不想成为社会大众，不想被别人指点。

此时，金锦萍最担心家人看到这样的信息。 她的老师经常说她不用找事情，但时间一长，老师也想明白，支持她。 我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没有。

遭到误解时，公益界的朋友们是她的坚强后盾。 徐永光、何道峰、康晓光、杨团、邓国胜、王名、黄浩明？ ？ 还有很多基金会的负责人、媒体朋友、政府官员都会让她振作起来。

金锦萍往往没有把这些疑问放在心上。 她太忙了，随时准备进入新的研究课题。 同时，她内心堂堂正正，自认没有树敌。 我做的不都是针对人，我都是针对事件，针对规则做点事情。

金萍向杨团确信，60岁之前她不想参加任何评选。 她不希望所谓的名声，不专业，也不希望抛头露面，给自己戴上什么光环。 这是她不想要的。 杨团说。

金萍坦言，她希望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做出非常稳定的力量，以沉淀的心情面对社会问题，不为任何组织谋私欲，只为真理和常识代言。

如果为&lsquo； 海盗船再也不下来了

1990年，金锦萍从浙江镇海中学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她一直研究物权法、民商法，研究过一段时间婚姻法。 上博士课程的时候，为论文的选题而烦恼，朋友说了一句话。 为什么不研究非营利组织？ 她在查资料时发现，这个行业的一些研究是空白的，然后吐槽，&lsquo； 海盗船再也不下来了。

她写的《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研究》是目前国内第一本研究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的专著。 她与其他学者合作，翻译了引进许多海外非营利组织法的资料，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设立了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

她是个沉迷秩序的人，看到一团糟的情况，特别想理清脉络。 在一个队里，她喜欢成为组织者，认为一定有一个秩序。

这种性格被运用于学术，她对公益快速发展过程中许多似是而非的、众说纷纭的问题，逐一深入研究，寻找法律依据。

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因财务人员失误，将账本中的一个应是4.75亿元的金额记为47.5亿元。 这件事在媒体上曝光后，一时舆论哗然。

随后，金锦萍看到许多公募基金网站以滚动画面的方式持续播放所有捐赠人的新闻，认为存在社会不妥当性。 她开始了研究。 非营利组织强制发布新闻的法律基础是什么？

她认为，上市公司新闻发布有法理基础，政府新闻发布也有法理基础，非营利组织找不到强制发布新闻的法理基础。 即使强制公开，公开的义务主体是谁？ 是非营利组织还是政府？ 公开本身是一种能力，也需要价格。 价格是谁付？

如果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即使这样的问题再次发生，要把原件弄干净也不容易。 她跳进了长书的海里。

金萍自嘲没有工作，但自从进入非营利组织行业后，她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另一方面，有趣的是，现实中面临的问题太多了，自己无法摆脱。

她认为这个行业很广阔，张力，空之间极大，吸引力无穷。 微观后，可以涉及管理，也可以涉及其他组织、理事会、个体。 宏观上、抽象上，它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宪政有关。 这是&lsquo； 突出天下的问题。

目前，金锦萍的研究行业越来越向社会法方向发展。 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在整个法学行业中，是非常边缘的。 她知道在这个领域进行学术要得到赞同是非常困难的，但她还是决心要深入下去。 让我的人生变得贫穷，做第三部门，做第三法域的研究，尽我所能，为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她把这看作是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

对话金锦萍:第三部门可以消除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中国慈善家》:每当公益热点出现，你马上就会出现在公共方法论的普及、交流中。 为什么？

金萍:最近还少了，以前花的时间越来越多。 真的不厌其烦，讲解了很多看起来像是abc知识和基本理念的问题。

我认为慈善活动涉及人们的财产观。 不仅涉及慈善公益问题，还涉及对一个身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财富的认识。

民众有一点慈善错误。 有些误解可能与国家、民族长久以来的历史、文化、以前流传下来的东西有关，但有些在常识方面有所欠缺，有些在这个社会上属于有点价值的反应。

其实我完全可以不做这些事件，但是我看了很多媒体报道，总是尽量不吐不快。 为什么很多常识性问题被忽视，反而弄虚作假、误导，越来越损害慈善事业？

《中国慈善家》:比如，那些是常识性的问题吗？

金萍:我的基本理念其实很明确。 第一，慈善活动是基本的生活习惯。 第二，慈善活动是你自愿选择的生活习惯。 而且，我认为慈善活动毕竟涉及人的两个基本权利。 一个是结社自由，另一个是对自己财产的处置自由。

在民法中，经常与意志自由联系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直是我的卖方理念。

本着这个理念，我们再次快速发展相关的制度、规则是正途。 否则，我们将强调慈善活动的效率，以及处理社会问题的速度。 那里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 我还是想回到人的本性中去。

《中国慈善家》:和公众交流的时候，你也总是风平浪静，备受质疑。

金萍:对公众来说，当你有某种头衔的时候，你就处于很高的地位。 例如，除了北京大学之外，还有某国字头的理事等。 大多数人在心理上，我和他pk，怀疑，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勇气。

当然，有时也会冷静下来思考。 他说的有道理吗？ 我们在表达某种专业的观点时，是不是忽视了大众的某种观点和感情？ 如果更加关怀他们，不就能更加包容自己，多样化，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吗？

这其实也是在锻炼自己。 为什么你不能错？ 大家都有错的时候，为什么你就不能被质疑呢？ 你为什么有很大的发言权？

在许多情况下，没有发言权。 对很多人来说，他的投稿关注点很低。 为什么当你在某个地方拿着讲台和麦克风的时候，你能大声点影响别人吗？ 所以我认为这是反省，不是坏事。

在我的印象中，我没有任何敌人。 我做的不是对人，我并不是对任何组织都生气，我觉得我对事件，规则都做了点事情。 所以我心里没有疙瘩，无所谓。

《中国慈善家》:以前我参加过你组织的关于留守儿童的圆桌会议讨论，你当时的观点是用法律的方法来逼迫公共政策的制定。 你不仅要研究法理学，还要考虑如何从制度上处理问题。

金萍:实际上，学者一方面是连接社会、公众和政府的桥梁，另一方面，一部分还是要有问题意识。 往事:清谈误国，实干兴邦。 但是，我认为清谈、实干都非常重要。 清谈能让你理清思路，明白问题所在，产生更大的情感，更高的格局； 实际工作是现实的，你必须脚踏实地地实现你梦想的一切。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两个作用很难兼顾。 你一说话，可能就忽略了实际的话。 说实话，我觉得站在那里说话不腰疼。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问题所在，去分解问题，最后在一定程度上督促你处理问题，接地解决，还是要运用专业能力。 因为我自己是研究法律的，所以在考虑什么问题时，首先想说一下是否能够处理立法的编撰、法律的适用等问题。

《中国慈善家》:作为学者，你是否深入参与公益，心中有理想的社会愿景？

金萍:我有。 本质上，我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权力集中，每个人都直接面对权力。 我认为这种结构特别不均衡，容易逆转。

什么样的机制可以让每个人，第一，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第二，如果有需求，通过渠道和机制进行传播？ 不是这种原子性质的，最后会发展成街头革命。 这个问题一直在考虑。 大家有时会去批评政府，我也说过。 有什么样的人们，有什么样的政府？ 反之亦然，都是互动性的。 所以，关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一个国家要想长久保持稳定，社会的发达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上所有的个人都知道，他有责任，有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而且他也有责任感，那些是市民的基本责任。 当每个个人成为市民时，这个社会的结构是最稳定的。

另外，需要很多组织、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价值观和利益需求的人，可以在各自的地方抱团取暖。 不同的意见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互相讨论，大家平等交流。

《中国慈善家》:在你的这个愿景中，第三部门将拥有怎样的力量？

金锦萍:第三部门正是要壮大社会，让政治在政治场合进行，本身制约政治权力，防止政治滥用权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消除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长治久安的策略，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社会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快速发展。 我认为，一个身体结社的自由是他的第二天性，人是集体性动物，这个权利是你想剥夺也不能剥夺的。

当民众参加某个非营利组织时，他通过组织的管理，知道协商、妥协、相互尊重、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方法，市民社会才会到来。

资料来源:中国慈善家原宁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