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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从绝对贫困中解放出近1亿人口,这是一个奇迹,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异议。

最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和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就中国脱贫攻坚成果、精准扶贫的意义、经验以及东西扶贫合作对构建国内国际双重循环格局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郑永年认为,东西扶贫合作不仅是制度创新,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整体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强调社会的二次分配,更加重视一次分配的作用。 这些都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参考。

“东西部扶贫协作 是中国一大政治特点”

●南方日报记者何山朱紫强张培发

解决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南方日报:中国在8年内减少了近1亿贫困人口,对此你如何评价?

郑永年:无论是纵向和中国过去的历史,还是横向和世界比较,这都是奇迹,我认为这几个世界没有异议。

40年减少8亿贫困人口,近8年使近1亿人口摆脱绝对贫困,是全世界扶贫事业中中国贡献最大的。

如果问这个奇迹是怎么产生的,我想可以总结出两个经验:

一些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就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对消除贫困意义重大。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当时中国的许多社会指标,如教育、医疗保健方面,远远高于其他快速发展中国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快速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虽然自己在努力,但却陷入了贫困。 例如在拉丁美洲地区,二战后拉丁美洲地区基本上依赖性迅速发展,外国资本占主导地位。 国家没有能力推行大规模的减贫计划,整个经济随着西方经济的波动而波动。 因此,以国家为主导实现第一波工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之后,我们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工业化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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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有人说扶贫是二次分配,是政府的事件,但这实际上是不够的。 中国政府实际上在一次分配中已经介入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句话,就是要每个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策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为了消除贫困,对任何国家来说,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都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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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近代资本主义崛起后,政府很少参与经济的快速发展。 利益是经济能够根据规律自身快速发展,坏处是恶果,政府没有比较有效的手段进行干预。 到目前为止,西方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仍然非常有限,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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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除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外,还有越来越多的调控手段。 而且中国鼓励民营公司的迅速发展,这些公司给扶贫带来了很大的利益。 一个身体失业的时候,光靠政府的二次分配,是不容易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的。 通过劳动所得,可以实现社会快速发展和扶贫双赢。 西方国家强调市场主导、自由竞争,带来大鱼吃小鱼,但之后为了反垄断进行了一点制度设计,却难以消除贫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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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需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市场是做大饼的,政府是分大饼的,只有强调政府分大饼,才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 只有切实解决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两条腿走路,双脚并拢,扶贫才会有希望。

南方日报:西方一点国家推行普惠福利制度,往往会引发福利病。 中国越来越强调定点扶贫。 你对点对点扶贫工作有什么看法?

郑永年(西方国家扶贫无所不在,其弊端是福利容易被滥用。 中国初期贫困人口基数大,点对点扶贫不容易。 只有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到一定阶段,绝对贫困人口规模缩小,开展精准扶贫的条件和社会基础才具备。 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点对点扶贫的制度创新都是值得肯定的。 大部分人还没有摆脱绝对贫困,国家干预的方法是正确的。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实现基本的公平,本身也不容易可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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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双向资源转移是关键

南方日报:目前中国农村生产要素多是单向流入城市,你认为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

郑永年:虽然我自己是农村人,但在中国我能注意到很多农村资源、生产要素单向流失。 比如农民有钱了,就去城市买房子。 我们必须允许追求美好生活的农村生活人口住在城市生活。 对有钱人来说,如果觉得乡村生活更好,来乡村也可以。 中国农村生活的人口大多愿意迁移到城市,进入农村的资源比较有限。 例如,各地的村通道做得很好,但光靠国家投入的资源是不够的。 目前,政府的作用已经得到充分发挥,但市场作用还不够充分,如何有效利用社会资本需要制度条件。 现在很多农村生活的人口逃到了城市,宅基地荒废了,非常遗憾。 中国土地需要移动,产权不能移动,录取权有点灵活。 如果这个方向行得通,就能吸引社会资本。 农村必须同时流失资源和资源,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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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村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即使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欧盟水平,中国也有巨大的农村生活人口。 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 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农村都很重要。 制度上的一点小障碍,也必须尽快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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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脱贫攻坚中,东西部的扶贫合作发挥了什么作用?

郑永年:明清以来,东南沿海这些省份对国家的经济贡献一直很大。 做好东西部扶贫合作,有利于地区协调快速发展。 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还是战术问题。

东西扶贫合作是中国的一大政治特征,是非常具中国特色的援助制度。 虽然在海外开展扶贫事业的志愿者在增加,但志愿者毕竟是有限的,不是制度安排。 广东省这几年在东西扶贫的合作上投入了这么多精力,但光靠经济帐是不够的。 就像有点穷的地方,没有外力不容易迅速发展。 当然,扶贫合作如何更有效地进行,支持什么样的项目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快速发展,还可以继续探索。 不仅要输血,还必须造血,还必须扶贫,还必须支撑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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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最大的扶贫特点是提供就业

南方日报:广东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如何才能发挥广东的特点帮助西部落后地区?

郑永年:扶贫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就业。 珠江三角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平均每年吸收3000万农民工,这一部分农民工群体产生的扶贫效应不应该被忽视。 许多农民工在珠三角获得了远远高于农村的劳动报酬。 扶贫工作中有许多社会利益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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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要做好东西部扶贫合作工作,发挥产业扶贫的特点,必须对贫困地区既进行资本投资,也进行人力培训。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要抓紧进行干部培训。 在西部地区干部熏陶广东这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广东干部到西部工作一段时间,思想冲突会产生很好的推动作用。 其实,我意识到在广东工作的农民工回到西部农村对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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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广东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就业市场。 通过以招工为导向,也可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流动,这将使原本属于社会二次分配的事业转移到社会一次分配上。

西部人工成本、土地价格相对较低,广东省可以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区,可以帮助当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 在这过程中,必须关注挖掘食材和特殊农产品等西部地区的资源,这本身也是广东省所需要的。 从产业属性来看,农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业。 许多农作物可以在西部生产,但广东不一定能生产。 到了云贵川稍显贫困的地区,费用扶贫是非常重要的扶贫方向,更值得期待的是,通过东西扶贫合作培育费用市场。

“东西部扶贫协作 是中国一大政治特点”

南方日报:中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重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快速发展格局,东西扶贫合作对国内国际双重循环的开通能起到什么作用?

郑永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除资本、产业等方面的不均衡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新闻不对称。 这是东西部地区无法实现资源双向循环的重要原因。 以前只是把随口帮忙看成是我帮你,但没有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特点。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西部也可以为东部做出贡献。 贵州这几年很多农产品被广东客户吸引,资源双向转移。 西部地区旅游资源、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的再开发利用,本身也是市场经济行为,这也是扶贫的重要方面,是实现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维度。 其实,东西方合作的提法本身,已经明确了这个价值评价。 / br// h// br// h /

标题:“东西部扶贫协作 是中国一大政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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