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玉生：推动中国非营利部门快速发展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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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公益元老商玉生

商玉生正在等待关于民间非营利部门的大讨论。 在他的想象中，那和1978年三中全会上引起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很相似。

民间非营利部门到底是什么，他认为中国的想法还不够充分。 我一直期待中央高层对非营利部门有冷静的认知和支持，但现在似乎还没有。 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思想界和能力水平，他也一直很担心。 让我们看看目前这4000多个基金会是如何运作的？ 有多少比例正常工作？ 有多少比例混淆了？

他对这场大讨论的等待由来已久。

20世纪80年代，商玉生成为中国早期专注于研究第三部门的知识分子，他随着改革开放的脉搏走在前沿，试图在研究和实践中寻求第三部门所需的各种突破。 徐永光在1989年创立中国青少年快速发展基金会时认识了商玉生，他说商玉生的目标非常坚定，要推进民间公益，或者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

现在商玉生77岁，疾病缠身，行动不便，很少出现在领域活动中。 面对目前非营利部门的快速发展状态，他多次认为中国需要这个大讨论。

保守的中心人物

照不到太阳的地方，我们去拍照。 1990年8月底，首届民间基金会经验交流与研讨会在承德举行，商玉生发言时，他引用了这位日本同行的话，向中国同行介绍了第三部门的功能与定位。 对中国来说，要将诗歌通常的浪漫表现变为现实，官民双方都需要足够的耐力、魄力和想象力。

1992年初，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邓小平不得不再次露面，他视察了南方几地，并在沿途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平息了姓资姓社之争，为改革开放重新推进。 就像吃了凝固的颗粒一样，很多在政府机关和科学研究院工作的知识分子消除了担心，这一年下海创业。 例如潘石屹、郭凡生、冯仑等在商业界被称为92派。

在92派出现之前，思想解放的8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挣脱了枷锁，试图将刚刚从灾害中复苏的国家提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在公益行业，朱传一、商玉生、徐永光、杨团等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专门的研究与实践，他们相信民间力量能够更好地参与中国的形成。 与后进公益人明显不同的是，以立足领域、推动第三部门快速发展为主要目标成为这一代公益人的共同特征。

商生出版了黄的老白皮书《第一次民间基金会的经验交流和研讨会资料集》，其中清楚地记录了他们对当时第三部门的认识和思考。

在承德会议上，与会代表们讨论了民间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作用、面临的困难、问题，也提出了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需要改革。 现在，无论理论的专业性和规模如何，这次领域大会似乎都极为初步，但这是中国第三部门渴望成长的第一次仪式性表现。 1993年，商玉生又在北京香山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基金会实务交流会，即香山会议。

在这两次领域会议下，稍显活跃的基金组成了代表团，于1994、1995年两次走出国门，到美国交流学习。 商生参加了第二次访美，回国后主办了“美国基金会研究”，大致介绍了美国第三部门的基本情况。

从90年代开始，商玉生就是推动民间非营利部门快速发展的核心人物。 徐永光说。 但是，这个中心人物的表现有点特殊。

商生身上还留有一点和同行的合影。 在和大家的合影中，他总是站在后面或旁边的位置，有时被前排的年轻人遮住半张脸。 恩派公益组织快速发展中心( npi )主任吕朝与商玉生相识10多年，他熟悉的商玉生性格平和温厚，总是谦虚谨慎。 所有成绩都是他谈别人，谈朱传一老师，谈永光，谈杨团，实际上他做了很多主持、协调的工作，很多幕后工作都是他来组织的。

1998年，中国基金与npo新闻网(简称npo新闻网)上线。 2000年，商玉生从中科院系统退休，出任npo新闻网理事长。 此后，无论是2005年第一届中华慈善大会的召开，还是第三部门自我能力建设、自律、联合等重要理念的提出与推进，在第三部门的快速发展过程中，npo新闻网络都起到了相当长的引领作用。

这个平台创立之初，有很多人参加。 中心人物有商玉生和徐永光两人。 《中国慈善家》两年采访商玉生三次，每次想起这里都会说徐永光注册了这个网络平台& hellip & hellip； 徐永光在《中国慈善家》上说，网站确实是自己注册的，但是这个模式是商老师开始运营的。

与过去主办青基会、希望从事工程事业的徐永光不同，商玉生没有大机构作为背景支撑。 因此，其核心影响在表现上是隐性的。 徐永光认为，商玉生的温厚对领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他是领域的粘合剂，是领域稳定的核心，非常稳健可靠。 人人与他合作，包括国际机构，都对他给予高度信任和支持。

知识分子的选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种最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得到尊重和认知，商玉生兴奋不已。

当时他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清楚地看到整个中国科研界问题重重，机制弊端丛生:科研经费由国家财政部统筹，分好几层，最后发给项目组。 由于该机制缺乏竞争，整个科研工作者出现了严重的低级重复。 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各行业的改革相继开始。 仿照国际流行的基金制方法，中科院提出推进科研经费筹措方法变革，改为科研人员申报课题。

1981年，中科院下属的科学基金局宣布成立，准备运营5年。 1986年，经国务院发文批准，中科院、国家科委和教育部三部门抽调干部组成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商玉生成为其中之一。 从此，他与物理学断绝了关系，成为了中国公益领域的活动家。 现在他家里到处都是书，没有一本和物理学有关的。 他说，自己半路出家，去了也不回头。

这是商玉生一生中第二次重大选择，是对他上次错误选择的纠正。

商玉生1939年出生于东北，从小各门成绩优秀，对文史哲很有意思。 在他报考大学的1958年，错误的政治领导一发不可收拾，党中央号召全党全体人民进军科学技术，全国从此进入了战天斗地的大跃进时代。 在科技报国的浪潮中，他作为优秀人才被送往北京大学物理系。 但是，这个错误错了28年。

原本为6年制的本科硕士，由于中途废除了学位制，商玉生以本科学历毕业。 在大学的六年里，各种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给商玉生带来了消极的思想。 他是学校团委副书记和班干部，但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了。 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我错了； 有时也怀疑上边。 至少和上边的政策不相符。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 四清、文革层出不穷，运动越多、越大，商玉生能做的就是埋头于专业研究，避免各种无意义的运动。

他总是根据研究过程的具体现象变通，偶尔有新发现和新突破，但他自认物理学理论研究没有天分，不容易有大的突破，反而擅长实用。 他认为，如果没有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可能会入海有助于人造钻石的产品化。

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上，商玉生与各国非营利组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1988年，他又参与了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的成立。

60岁时，商玉生从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一职辞职。 这次，他选择了进入大海。 迎接他的，是应该摆脱许多束缚的民间非营利部门。

永远的痛苦

1988年，在北京马克西姆餐厅，外国模特们裸露着长腿和肩膀，在这个封闭漫长的国家上演了时装表演。 在中国美术馆，购买门票参观中国首届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的市民们排起了长队。 同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规定了沿海开放区新划分的140个市、县。 这一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11.3%。

文化缓和，经济好转，政治气氛也更加轻松，中国在改革的春风中改变着固有的面貌。 这个春天，商玉生想在民间财团注册，但受到了打击，至今仍很在意。

这个基金会与着名画家吴作人有关。 商生是吴作人的女婿。 吴作人曾留学比利时，接触过西方国家的艺术基金会，20世纪80年代初，吴作人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时，考虑成立基金会促进中外美术交流。

当时，科学基金局成立，商玉生对海外非营利部门也有所了解。 当着名画家潘玉良在法国成立基金会向吴作人求助时，商玉生为其写作起草了基金会章程。

1988年9月，中国第一部专门规范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复印件只有14条。 在今天，什么粗糙简单的条文似乎几乎束缚了民间组织。 按照规定，私募基金的注册管理受三重管理体制约束，不仅要依靠民政部，还需要把主管部门变成老家。 另外，由于基金会被认为是金融机构，注册需要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

这一年，吴作人基金会的成立得到民盟中央、民政部等领导部门的支持，商玉生准备了材料，并向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机构司提出了申请。

接待他的是女部长。 对方告诉他，不能批准。 她手上有数百份申请，除非国家领导人发言。 这说明当时主管基金会审批机关的基本态度不会让你成立。

女部长反问商玉生说，吴作人有钱，捐给国家不就行了吗？ 你会捐给什么样的基金会？

商生遇到了文化和制度的双重壁垒。 天下难道是王土，率土之滨难道不是王臣吗？ 这句话在中国人脑中扎根数千年，由第三部门参与国家建设，并在中国流传至今。 让商玉生感到意外的是，明明作为中国直接管理基金会的官员担任部长，却对成立民间基金会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想和她交流。 什么也不说吧。

他愤愤不平地写了《永远的痛苦》，但是文案太刺激了，没有公开过。

商玉生和吴作人以为可以在香港注册。 在香港，可以用100港币注册。

不巧的是，香港中华文化中心举办了展览会，吴作人参加，商玉生同行。 他们在那里召开了基金会筹备会议，聘请了香港律师，向吴作人捐赠了几十幅画，筹集了近几千港币，准备成立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有限企业。 第一届理事会和筹资会定于次年6月4、5日举行，但随后由于北京局势突变，会议未能召开。

本公司内部参刊文指出，商玉生在中国人民银行受到冷遇后不久，吴作人用自己的钱设立财团促进美术快速发展是值得支持的。 内参交由中央高层，中国人民银行如坐针毡。 那个女部长找到了商玉生。 为什么要告诉我们？ 不，记者们反映了情况。 我可以怎么告诉你呢？ 女部长说，赶紧办手续吧。 不久，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成立。

你说悲伤吗？ 不是遵循真正的法制、规定，而是与你共人情，哪个副总理或者哪个领导人需要发一句话，这就是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

推进部门合作

领域联盟一贯被认为是政府分内的事情，1994年，成立了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华慈善团体。 但是民间机构认为，领域的合作必须自己进行。

这一年，包括商玉生在内，杨团、徐永光等与10多个民间基金会共同成立了中华基金会联合会，在该平台上活动并作了简报，但该组织一直未得到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很快引起领域管理者的强烈不适，被迫解散 有关部门说你们重组活动是违法的。 商生回忆说，这个组织被定义为违法组织，差点被取缔。

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多年来一直向往领域联合，但一直在为此而奋斗，做了很多努力也没有实现。 商玉生说。

1986年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后，地方各省市的科研机构纷纷效仿成立基金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流学习。 1988年，商玉生推动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的成立，作为科学管理学会的下属二级学会，商玉生担任副秘书长。 1992年，科学基金研究会迅速发展，科技部同意注册为业务主管部门。 该学会有一个英文名chinaassociationofsciencefoundations，与中文意思不符。 直译必须是中国科学基金联合会，但是当时联盟这个词太敏感了，没有被批准，以学会的名义蒙混过关。 这是商玉生最早建设的科研行业基金会合作平台。

中华基金会联合会解散后，民间公益人也不会放弃。 1995年，朱传一、商玉生等访美，参观了美国各种基金会，也包括领域联合组织基金会中心。 第二年，朱传一、徐永光等再次赴美，视察美国基金会中心，回国后参照该模式尝试民政登记。 这一年，民政部对全国社区进行了清理整顿，此后民间机构的快速发展一度停滞，进入低谷。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基金会中心不可能进行民政登记。

徐永光提出打擦边球，用网站形式搭建平台。 他登记了适用于中国非营利组织、中国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4个联合会的网站域名。 1998年，npo新闻网在线运营。 2000年，商玉生辞去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一职，进入npo新闻网。 为了便于与机构的交流与合作、领域业务的合作，网站必须具有法人身份，他们只能进行工商注册。 从此，npo新闻网站改名为恩玖，商玉生担任理事长。

恩玖在工商登记中，按公司标准纳税，但在公益组织法中开展具体工作，在公益界通常被视为非营利机构。 有两个章程。 一个是工商注册的公司章程，另一个是根据非营利组织的标准制定的自律章程。 复印件包括非营利、无红利。 支持类型； 推进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建设。 年，恩玖成功登记民政。 实际上工商注册几年是我们做得最舒服的几年。 上面没有人压着我们。 下面是我们的董事会。 徐永光、朱传一老师、杨团、何道峰等人都是董事会决定的，所以当时的工作也很有独创性，业内需要。 商生的回忆。

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基金会业务主管部门的角色，从此基金会的三重管理体制告别了历史舞台。 在对非营利部门的了解加深，进入新千年之前，领域管理者认识到问题的繁多和复杂，决定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代替《基金会管理办法》。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得以实施。 五年来，从条例起草到正式施行，全国只有几家民间基金注册成功。

在条例起草阶段，民政部相关领导委托商玉生召集、主持通告会。 商玉生在会上结合意见和自己的研究，最终指出私募基金注册手续、资金录用规则等方面不合理，提出应鼓励部门合作。

但是，奖励部门联合这一条款后来被取消了。 商生找到法制办公室询问原因，据说是部门意见。 我知道民政部反对，不想联合。

推动区域自治

有一次，商玉生去上海参加民间组织的国际研讨会，会议由民政部组织召开。 在会议上，民政部一位官员的话极大地刺激了他。 他在会上直接发言，说应该加强民间非营利部门的管理。 因为他们太弱了，不规范。

商生知道。 这只是加强监管的第三部门的借口。 比起其他法律，商玉生更想看到自律性。

早在1995年，商玉生和朱传一等人访美的首要目的就是学习自律经验，他们做了许多细致的考察，但当时并未受到领域的广泛欢迎。

当时，包括中国青少年快速发展基金会、艾德基金会等在内的少数基金会已经有了一点自律标准，但在领域内广泛推广这些标准并不容易。 包括一些学者、一些机构的人在内，他们对当时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快速发展状况，&lsquo； 发生故障。 这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该怎么支撑呢？

2000年10月，时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访美，临行前请商玉生写下需要处理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考察了20多个基金会，访问了多个领域的专家。 这次访问最大的成果是讨论什么是对基金会最重要的问题，结论是诚实。 商玉生说。

从美国回来后，阎明复带回了麦克利兰基金会的诚信培训课程。 在中外专家的协助下，恩玖将该课程本地化，形成了《公共纳说服力系列培训》教材。 文案包括公共信服力、筹资、领导力、治理四大部分。 恩玖对这里进行了几年领域诚信系列的培训，不仅培训了上千名工作人员，还培训了讲师。

徐永光表示，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培训来源是恩玖，被公认为时间最早、水平最高。 公共说服力建设的标准和一点模式来自恩玖，基金会的中心网络也依赖恩玖。

2001年底，在首届npo自律论坛上，商玉生、朱传一、徐永光、何道峰等人作了发言。 商玉生的回忆，我们扔了7瓶，供大家讨论。 会议上，还是“自律支持”占优势，没有出现持反对意见的学者。 一些实务工作者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具体条款中有问题。

这次自律论坛的最大成果是完成了声势浩大的推进，并在业内宣传了自律的概念。 之后，公益界开始思考自律问题，自律条款也更完整了。

2003年，恩玖开发的《中国非营利组织( npo )公共纳说服力标准》问世，两年后，恩玖再次将领域自律工作推向高峰。 商生一边看资料一边告诉《中国慈善家》，自律行动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是2005年。

那一年，徐永光来到中华慈善总会担任了半年的副会长，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华慈善大会。 执行机关是恩玖。 对于那次会议，组委会秘书处成员的安排非常用心。 大会秘书长一职两人，王振耀是民政部救济司司长，代表是官员。 徐永光除了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的称号外，还希望工程创始人代表民间公益力量的商玉生、顾晓现在、何道峰、杨团、丘仲辉等都是组委会成员。 这次大会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满意的大会，将民间组织提到了一定的水平。

会议上，中国青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艾德基金会和恩玖共同主办了npo自律论坛，讨论开展中国npo自律行动。 次年年初，主动行动启动，专家组参考各国标准，打完千锤万打后，于2008年制定并完成了完整的非营利组织管理公约，即《公益性npo自律准则》。 条款超过百条，各类民间非营利组织可以各取所需。

在恩玖的驱动下，年，35个民间公益组织共同发起了基金会中心网，两年后，基金会的透明指数上线。 迄今为止，这可以说是中国非营利部门合作、自主行动的巅峰之作。

但是，商玉生还是很遗憾的。 目前，政府已经收到，用他律代替自律。 如果没有自律的动机，他律就是被动的。 永光善于说话，&lsquo； 他的法律通过自律更有效，讲的是这个重要的问题。

元老的看守

2005年，当商玉生、徐永光等在北京推行恩玖民政登记尚未成功时，恩玖公益模式因其成熟和声誉受到了上海方面的观察。

上海浦东是当时中国第一个综合性配套改革试验区，有一次我们在上海培训时，上海浦东局听了觉得很好，就想拉拢我们。

上海作为国际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特点明显，但在公益慈善方面，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水平。 受当时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快速发展局局长马伊里的邀请，商玉生决定开拓浦东市场，选定朱传一、徐永光和吕朝推进具体事业。 吕朝担任过公益时报的主编，是朱传一的门徒，人虽年轻，但有资历。

三个人的意见相同。 恩玖的模型不容易复制。 必须创新。 2006年初，中国第一个公益孵化器恩派( npi )在浦东成立。

此后，在吕朝的指挥下，恩派低调快速发展，但目前进入全国30多个城市，按照每年每城市孵化10个ngo的计算，未来恩派每年至少孵化300家创新公益组织和社会公司。

年前后，商玉生在公益界的活跃度下降，近一两年极少参加公益界的活动，有时邀请我也不去。 新人层出不穷，他觉得自己跟不上了。

徐永光说，商玉生为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我们现在的许多快速发展，都在那样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和进步。

年5月的一个上午，日温风和商玉生的银发满头，手拿剪刀，眼前小树花开得烂漫。 置身公益世界，如同花木的保养，他乐观地面对春风，警惕地剪着花，朝暮期待着第三部门繁荣枝叶。

现代经营学之父彼得·； 德鲁克( peter f.drucker )有一部《非营利组织的经营之路》，商玉生年轻时读过这本书。 其中有一章提到非营利部门是塑造人们灵魂的机构。 第一次读这句话时，他很茫然，但在投身非营利部门几年后，终于有了那个味道。

我自己做了这个工作，好像做了很多案子，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我自己。 是我在项目执行中，在接触过的人中，受到了感染，接受了教育。 这样，我慢慢体会到了。

年初，北京正值隆冬，《中国慈善家》再次到访，商玉生家楼前的小花消失了，枯枝等待春风。

(本刊记者李珍对本文也有贡献) ) )。